你好,我是清鸣。帝都人,现居米国,攻城狮+程序员,然而沉迷于社会学和历史。弹琴的。酒饕烟枪,枪迷刀痴,最近在学以色列格斗术。游戏狗+足球狗。宝利来玩家。耳机宅。会调酒,一个厨子,整理强迫症,喜欢买厨具/文具/生活用品。风流客,情种,容易不寿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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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放文 + 刷足球。
荷兰国家队主队五百年不动摇!几乎一切对足球的爱都来自于对破荷的爱233。
俱乐部主队基本是渣团和破车,还有国安。对于竞竞、巴黎和大矿有源自于球员的爱。
基本是“足球球迷”,踢得好+精神专业的球员和具有凝聚力的队伍,我都喜欢的233。

谢谢你的停留:D。
 
 

我的转身

感谢

14:

僅作存檔。十四章翻完以後再整理發佈。










譯序




一禮拜前的10月6日,《我的轉身》在故事主人公辭世半年以後得以出版面世。大約是托國家隊比賽週期的福,佩普得以喘口氣。這位並不愛為了比賽和球隊以外事情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曼徹斯特城主教練,却出席了新書的發佈會。


「在主教練之前,我首先是克魯伊夫的學生。」佩普這樣說。


佩普6日衛報那篇的採訪很動人,或者說被寫的很動人。這倒不是甚麼奇怪的事, 這個禿頭說話總是很具有…藝術性。而其中最經常出現的一個比喻(實際上這個比喻在佩普拿下第一個treble後、被無數媒體有意無意想要將他捧到膨脹時就開始用了)就是『修築了大教堂的建築師』,而巴塞隆拿的後來人們只需要『有所修繕』。本該最為樸素感人的『一無所知』論都被比下去了。


即使『大教堂』實質上只是『採石場』(La Masia)。但克魯伊夫的採石場卻總能挖到最為珍貴的礦藏。不要忘記,這是一座擁有安東尼·高第、多明尼克和普意居的城市。所以你要知道,當它的人民用『建築師』(arquitecte)來形容你時,你已經無法被它愛得更深了。




而我──出生在約翰第一次帶巴塞隆拿獲得西甲的那一天的我──亦托了一向靠譜的朋友(和難得靠譜的國際運輸)的福,還不算太晚地,我在三天前收到書。頁數不多,加之內容比起之前那本Fútbol的技術性更具故事性,粗讀兩三個鐘就差不多。心血來潮就順手將那篇自序翻了出來。第一章內容親切有趣,於是也很輕鬆地在稍後完成。


約翰在講述自己故事的過程中用詞十分淺顯易懂,除卻一些場上術語,以及荷蘭人在英語的使用上的不自由,我猜非英語專業的大學學生也都可以輕鬆閱讀。所以如果可能,十分建議能買一本自己看看。而我的翻譯只作個人消遣。


比起自己的東西,翻譯總是需要更加謹小慎微。原本拜託了阿wing作校對。但太不巧她的書還未寄到手頭,聽聞我想要翻之後更說懶得自己看(苦笑),於是暫時沒有beta。


雖然很久以前常翻新聞,但專欄、自傳都沒有翻譯過。我盡力。全書14章──一個和約翰有著糾纏不清情緣的數字。老人家講故事其實有點不講道理、顛三倒四…當然,天才總是不事體系的(?)也是沒法子的事。所以翻譯的時候偶爾斗膽幫他調調順序方便閱讀,最後還是算了,想想而已。我慢慢翻,大家慢慢看。這裡只作存檔。




準備好上場了的話?


Salid y disfrutad.












自序








我沒有大學文憑。我所學到的所有事,都是透過經驗得到。在十二歲失去父親之後,我的生命就此由阿賈克斯所定義。首先是我的繼父,他是俱樂部的草皮管理員;接下來是我的訓練導師,Jany van der Veen 和Rinus Michels. 拜阿賈克斯所賜,我不光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球員,我更加懂得了如何行為處事。




從我的岳父那裡,我取得了一些金融經驗。在我出道的當時,世界上沒有足球運動員曾經對營銷有所耳聞,與商業打交道則是完全嶄新的事物。他走進了我的生活,也幫助了我,令我有所成長。相反我每次認為我能夠獨自成事時,事情總是會迅速不對勁起來。這不要緊。這是生活的一部分。到頭來,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從中間學到甚麼。




我想要強調我的家庭有多麼重要。不僅是我的父母,我的岳父母,妻子,孩子和孫子,同樣包括那些阿賈克斯人們,他們曾接納了正處在生命中最為脆弱階段的我。家庭亦詮釋了現在的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事涉足球時有個短處的人:作為一個球員或者一個教練,我沒法去以低水準做事。我只能往一個方向想:向上。成為最好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在球員職業生涯的最後,我不得不停下了。我的身體狀況不再足夠令我站在頂點,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算站在場上也沒你甚麼事了。不過因為我的精神狀況還不錯,我成為了一名教練。




通過上面所說的所有事,我想表達的是,我的生命一向建立在把事情做得更好、變得更好的態度之上。而在最終我亦將這樣的態度轉化成為了我所做成的一切。






約翰 克魯伊夫


03/2016








1.




相較於即時的進展,我所做的一切都著眼於未來。這就意味著過去不是我會思考太多的事。對於我,這是完全是理所當然。至於我出場過的比賽的細節,自然有別處的其他人更為詳盡地去描述;我所感興趣的是有關足球的一些理念。持續地向前看就表明我可以集中精力去令我手頭的事變得更好,無論是做甚麼。只有當我想去評估自己能從一些錯誤中學到一些甚麼的時候,我才會真正地回頭看。這些事可以在生命的不同節點中學到,只是你通常得過一段時間才能看清其中的聯繫。所以當不斷向前的同時,我知道自己不能總是去以直線思維去思考那些發生過的事。在其他任何事以前,球員時代我學到的最要緊的事是,你需要的是這四樣:好草皮;乾淨的更衣室;自己擦鞋的球員以及打緊的球網。




至於其他的──技巧和速度,戰術以及進球,都排在之後。這就是可以詮釋我的哲學了:無論是對於足球的還是對於生命的。我將這樣的哲學兌現為了我所成就的一切,不管是場上的純粹足球,還是我的家庭,或者是克魯伊夫基金──永遠在進步,從未停下變得更好的腳步。




足球從最開始就成為了我的生活。我的父母在Betondorp有一家蔬果店,距離阿姆斯特丹的狄美亞球場只有幾百米之遙,所以這件事簡直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父親從不錯過任何一場阿賈克斯的比賽,並且,儘管我或許未從我的父親那兒遺傳到甚麼才華,他卻將他對這家俱樂部無條件的愛傳承給了我。事實上,我的足球天賦從何而來是個謎。顯然不是從我父親、祖父親那兒來,因為我從沒見過他們自己踢過。我的舅舅,Gerrit Draaijer,我母親的兄弟,倒是在外面為阿賈克斯的一線隊踢過幾場球──但那已經是50年代的事了。在那時,阿賈克斯尚不是歐洲聲名顯赫的那些俱樂部的一員。




我的父親向我講述阿爾弗雷德·迪斯蒂法諾,那是個知道如何運用球場上空間的球員;還有法斯·威爾克斯,現象級的過人王。他能從中場開始帶球過掉四五個人。不可思議。在去到國際米蘭,都靈以及瓦倫西亞以前,威爾克斯為XERXES鹿特丹效力。而在職業生涯稍後再次回到了荷蘭。我是在那時意識到一個荷蘭人可以在場上達成怎樣的成就。不過我們沒有電視,無法看到很多外國球隊,所以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我只能偶爾看他的比賽。至於迪斯蒂法諾,直到1962年,他跟隨皇家馬德里來到阿姆斯特丹來參加歐洲冠軍俱乐部盃決賽,我才能親眼看到他。




我的一切在街巷間開始。我所住的是俗稱為『水泥谷』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個低成本建築的試驗地。滿是工人階級,像我這樣的孩子們盡可能地在室外消磨時間;我能記得的最早的回憶,就是我們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踢球。正是在這裡,我學到了如何將不利轉變為有利。你看,路緣的突起不能當做障礙物用,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為一個隊友打撞墻配合。所以,拜路緣所賜,我得以磨煉我的腳下技術。當球以奇怪的角度彈到不同平面的時候,你必須要立刻作出調整。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人們經常都會驚訝於我會以他們預料未及的角度射門、傳球,但這都是因為我就是這樣從小踢到大的。同樣切實的一件事就是平衡。在水泥上摔倒會很疼。你當然不想弄疼自己,所以在當踢球的時候,你同樣得忙於不讓自己摔倒。我學到了這樣不停應對任何狀況的踢球方式,這教會了我作為足球員的一些技巧。這也是為甚麼我倡議別讓年輕人穿帶鞋釘的鞋踢球的原因。他們錯過了我在街上的那種經歷,那種練習著如何不讓自己摔倒的經歷。扔給他們雙平底鞋,讓他們琢磨著怎麼更好保持平衡吧。 




在家中,生活非常的基礎,但我並不在乎。我生長在一個很溫馨的家庭。我與大我兩歲半的哥哥Hennie睡一間屋。當你還很小的時候,這個年齡差已經是很大的不同了。我盡我自己可能地出去踢球,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而我也有我的。




我很是我父母的混合產物。我有我母親善於社交的一面,也繼承到了我父親的狡猾──因為我明顯就很狡猾嘛。 我總是伺最好的機而動,就和我的父親Manus一個樣。我的父親是個詐王,他有隻眼睛是玻璃做的,卻用5分錢和人賭,看誰能盯著太陽看最長時間。他會把好眼睛用手遮住,然後在盯著太陽整整一分鐘以後把所有錢收走。我的母親,Nel,非常地善於社交。 對於她,所有事情都圍繞著家庭轉。她有九個兄弟姐妹,所以我有來自九個舅舅小姨的一打堂兄弟姐妹。這事好的地方是,如果發生了甚麼不好的事,這裡總有人可以幫到你。他們有的能搞定壁爐,有的擅長畫畫,所以在出了甚麼問題之後,總有一個人的門是你能去敲的。不過,當事涉足球的時候,我就只考自己了──在足球上面的興趣看起來已經把他們都遠遠甩在了身後。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Groen van Prinsterer學校上學。這是個基督學校,即使如此我卻沒有培養出信仰。附近就有間世俗學校,我去教堂只可能是幫我父親去送貨。而當我問我父親為甚麼我非得背著本聖經上學不可時,他說:「約翰,他們在那兒講好故事呢。我正在努力以那種方式把一切可能都給你,等遲一些,你就能夠為自己作出決定,決定到底如何看待那些東西了。」




即使在學校,我也想踢足球。從非常小的年紀起,我便以『和球一起的那小孩兒』聞名。每天我都帶著我的球一起進到班上,放到課桌底下,並且在整堂課上讓它在我的雙腳之間被傳遞。有時候老師把我送到外面去,因為我太討嫌了。我幹這些事的時候已經過於憑靠本能,我甚至已經意識不到我在把球從左腳傳到右腳那。除此之外,我對於學校幾乎就沒甚麼記憶了。雖然如此,我對於學生時代最首先的印象就是我從不逃學。即使對學習不狂熱,我也能理解這是我必須要做的事。我一直堅持到足夠的歲數,而那時我也已經能夠自己決定不再繼續學業了。




與此相反,我記得我去阿賈克斯的第一天,仿佛那就在昨天。那是1952年,我想,所以我大概5歲。我父親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為那些生病或者受傷的球員送一籃水果去,所以我騎著我的單車,去往了通向俱樂部的路。對於第一次能夠走進俱樂部的門(而不是只是在站台上)我是如此的興奮。也是在那時,我遇見了Henk Angel, 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在那兒當草皮管理員。Henk問我願不願意搭他把手,我於是從第二天起便開始報道。所以,在五歲的年齡上,我的阿賈克斯生涯開始了。回憶童年,我用的是無限深情。除了愛,我一無所知。不光在家,在阿賈克斯亦是同樣。拜Henk叔叔所賜,我在俱樂部度過了那樣多的時間。當草皮剛剛被鋪設好,或者在冬天無法比賽的時候,他讓我在主場場館中做盡稀奇古怪的差事。我被允許在大廳或者主看台踢球。我同樣在Arend van der Wel的家度過了一個夏休期。他曾是一名阿賈克斯前鋒,後來與我家成為了世交。剛剛從阿賈克斯轉會到Sportclub Enschede的他在鄉下過得不錯。在那兒我上了第一堂駕駛課。七八歲的我坐在Arend的大腿上狂飆。同樣是在Sportclub Enschede我遇見了Abe Lenstra,一名剛剛從Heerenveen轉會來的出色前鋒。在當時,他完全就是一面旗幟。我甚至曾經在訓練中與他傳接球,那是很特別的經歷。不過,關於Abe,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永遠足球隨身。




我早年很常看見Henk叔叔,尤其是在他妻子過世以後,因為他經常來我家吃飯。吃著飯的時候,我屏息地聽著阿賈克斯發生的事。在還是個小毛孩的這段時間中,Arend van der Wel同樣加入我們的用餐。那時他還是個住在北阿姆斯特丹、場場首發的年輕球員。工作完後回家、然後再回來參加晚間訓練的路程太過遙遠,所以他和我們一起吃飯。所以,從很小的年紀起,我不光只是把業餘時間花在阿賈克斯的主場場館裡,也同樣把俱樂部請到了家中。這都是托Henk叔叔(就算他在我父親死後娶了我母親,我依然這樣叫他)還有Arend的福,我可以從五歲起就知道發生在俱樂部的所有事,從更衣室到首發十一人。我日復一日地坐著聽那些故事,像一塊海綿一樣將它們盡數吸收。




一到足夠的年齡,我就開始獨自跑遍所有的地方,與朋友們在街上踢球,並且從那時起,阿賈克斯的主場場館成為了我的第二個家。我每時每刻都在那兒,從不會不帶球就返回家。自五歲去到球場幫Henk叔叔幹活起,我也總是把我裝球鞋的包帶在身邊。你永遠不會知道甚麼時候隊伍訓練會少一個人,而幸運通常會垂青有備而來的我(雖然他們通常只是覺得我可憐)。我當時皮包骨,看起來像一隻蝦,而他們則對我釋出同情,這意味著就算我在那毫無用處,甚至都不在青訓隊裡,我卻能從非常小的年紀起與阿賈克斯的球隊踢球。我的信念是永遠將你認為的劣勢──比如我瘦巴巴的外形──轉化為一種優勢,而這又是另一個證明。




我經常被問起,作為一個球員,最偉大的記憶是甚麼。老實說,我無法記起很多細節,甚至是像成為職業球員之後、在主場為阿賈克斯攻進我的第一個進球的這種事。但我能記得,並且記憶清晰的,是在場館滿席時,我第一次被允許去到了草皮上。不是作為球員,而是去用干草叉去為射門區的草皮鬆土。我當時大概八歲,我的父親仍然健在,而我甚至不在工作人員名單上,但在這裡,我踏上了草皮,在觀眾席滿座的體育場面前,幫助一線隊令到比賽完美。那不是你會去忘記的事情。當我把叉子叉進草皮中時,我感受到了一種責任,一種為我的英雄們獻上最完美的比賽草皮的責任。作為一個一輩子都在自己踢比賽、帶隊踢比賽、看比賽、思考比賽的人,我很確定,這樣的早期體驗幫助了我理解到這種細節、這種準則的重要性,使我成為了我日後成為的人。在我從球員、教練生涯退休之後,我設立了克魯伊夫基金會,幫忙為孩子們提供踢球的機會。我們起草了一個清單,上面列了十四條人們必須尊重的規定。清單上的第二條是關於責任感的,也是關於尊重草皮和他人的。所有這些都在早年根植於我生命。如同我說過的那樣,我生活中所有的課都是在阿賈克斯學會的。




就算我是一個平庸的學生,從一個很小的年齡起,我就對數字著迷。數字學使我感興趣。所以,舉個例子,我在第十二個月,十二月的第二天娶了Danny。2加12生成了我背上的好嗎:第14號。年份是1968,6加8同樣是14.於是也不奇怪我們在48年后的現在仍然在一起。我們的婚姻好到不行。對於我們的兒子約爾迪也是一樣。他出生於74年,而我出生於47年。年份相加都是11。他的生日在2月9日,我的則在4月25.不管是2加9,還是4加2加5,都是11。




我甚至在記電話號碼上都很在行。我的朋友們只消告訴我依次他們的號碼,我就永遠不會忘。可能這也是為甚麼我長於心算。這不是在學校學到的,而是在我父母的蔬果店。當我父親外出送貨時,而母親忙於為我們煮飯時,接客就成了我的任務。可那時的我太矮,連錢箱都夠不到,所以我學會了心算。而也是因為我自很小便擅長於此,我想我也才就此為之著迷。我同樣認為從部分上來說,出於對數字的這種熱愛,學習到了事物位於更為智力層面上的一面,我於是開始在足球中更多地以數學思維思考──我們如何能夠利用位置的優勢,我們如何更好地利用空間,就像迪斯蒂法諾所做的那樣。所以,就算我的父母沒有給我足球的技巧,他們卻給了而我一種與眾不同的、思考足球的方式。




至於成為一個足球員所必須接受的那些體能訓練,我一向對跑圈深惡痛絕,那些我們在體育館中被要求去用的健身實心球也是一樣。當我在阿賈克斯的一線隊時,每次Rinus Michels把我們送到森林裡去折返跑時,我總是在一開始盡自己所能地跑到最前面,然後躲在一棵樹的後面,一直等到整隻隊伍折返,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會去數人頭。這招管用了一陣子,直到米歇爾斯發現了發生了甚麼事。我受到的懲罰就是在我的休息日的早晨八點去到森林小徑上完成一套完整的標準練習。米歇爾斯壓著點開車來,穿著睡衣坐在駕駛座上,搖下窗戶,然後說,「這天氣對於我來說太冷了,我得回床上了。」於是留我在原地又羞又惱。




我在1957年以10歲的年齡正式加入了阿賈克斯青訓體系。在當時,我是個瘦巴巴的小孩。本以為在登記以後我會被扔進各種各樣的例行訓練中,可事實是我並沒經歷那些,一個也沒有(有的話我想我會恨死俱樂部的)。於是,我最常做的是讓我母親為我做更多的青刀豆和菠菜,因為他們富含鐵質。至於其他的,我只是做了從前以來一直在做的事:將所有自由時間花在了踢球上,無論是在俱樂部或是與我的朋友們在街上。有一件事對於我變得重要,那就是不光是要踢球,還要享受它。




稍後,當我在阿賈克斯訓練弗蘭克 里杰卡爾德時,我在他身上感到了一種共通的特質。這傢伙喜歡在跑圈訓練的時候裝作得停下來咳一咳。跑圈時球員們通常分裂為兩群,一群跟在另一群後面。他會加入第二群,讓他的隊友們繼續跑在前面,而自己則在下一圈時混進前面的那群人裡面,而他居然還聲稱自己跑得比其他人都快來坐實謊言。沒有其他的訓練員注意到,可我注意到了。我就覺得看著樂。當然我之後告訴了他,不過也是同時我也好好笑了他一頓。拜我父親所賜,我喜歡那種狡猾,就算我也挺像我母親的。再後來,當我開始和Danny出街時,我有時候會想待到比米歇爾斯所允許得更久點。他總是會在夜晚開車穿過整個阿姆斯特丹,去檢查我們的車是不是準點停在了我們家外面。我基本上是借我繼父的車,而把自己的車留在家裡。米歇爾斯過了一陣開始懷疑我是在搞什麼,還威脅我第二天會罰我的款。我那時還住在家裡,於是說,「打電話給我媽,你就知道我還在家。」他打了,而我母親也完美地回答了。米歇爾斯不得不收回威脅,而我和我母親再後來狠狠笑了一場。




當我十二歲跟隨阿賈克斯青年隊訓練時,Jany van der Veen不光在足球上指導我,在規範與價值觀上也是一樣。在阿賈克斯,他是第一告訴我選擇具體一樣課程、然後堅持到底的人。他是另一個佐證阿賈克斯的生活是怎樣的例子:那是對我無法再學校接受到的教育的彌補。Jany只在青年隊工作過,但他帶來了曾經與之共事過的Jack Reynold的足球理念。那是位有遠見的英國人,曾經在四十年代任職一線隊教練,并有助搭打下了後來將會建立的全攻全守足球的基礎。它將那些東西應用到了我們身上。是Jany教會我們了要在比賽的過程之中勇於試錯,這樣我們就能以練習過的方式變得有創造力起來。從米歇爾斯那裡我們學到了原則,但從Jany那裡我們得到了快樂。當我自己也成為了一名教練,我把這些理念帶去到了巴塞隆拿。就像我總說的那樣,如果你以足球為業,那它就不是工作。你必須訓練刻苦,但同樣必須享受快樂。




我在青年隊的訓練導師是維克 白金漢姆。他是米歇爾斯,Keith Spurgeon(執教過一年一線隊)之前的一線隊教練。最重要的是,Jany van der Veen, 青年隊教練。Van der Veen總是堅持一些非常具體的訓練,其中五項基礎占去了最中心的部分。保持並且提升足球這五項基礎(射門,頭球,運球,傳球,控球)以外,調劑則是踢比賽。所以我們總是和球一起忙個不停。這樣的訓練方式在後來一直成為了我的標準。這讓我了解到了最簡單的通常是最難的。所以,我曾經視觸球為最高形式的技術。不過,為了能夠有一天完美地觸球,你需要在訓練中千百次地去觸它,這就是我們曾經花時間去做的事了。這是阿賈克斯學派的思想,而這也將繼續培育出世界上最好技術的球員們。這一切都需要歸功於那些直白簡單的訓練技巧,那些像van der Veen一樣的人。




但他不是唯一的一個。我也欠維克 白金漢姆一些情。他在稍後我十七歲的時候把我派到了一線隊首發。他有兩個與我同樣年齡的兒子,他的兒子還在阿姆斯特丹尋找自己的出路。因為我母親為白金漢姆家打掃屋子,我經常去到他家。我就是這樣學到了英語。不是在學校,而是與白金漢姆家的家人談天說地。這就是阿賈克斯的處事方式──照顧隊伍中的年輕孩子,保證讓他們行事得體。而在球員之中,當我開始為一線隊出場時,Piet Keizer把我護在了他的翅膀下。他幾乎大我四歲,在我被選中的當時他已經在一線隊踢了三個賽季。阿賈克斯在那時才剛剛開始提供職業合同,Piet是第一個收到它的。我是第二個,並且我可以注意到Piet為我驕傲并喜愛我。比如說,他總是確保我在夜晚九點過半時回到了家,這樣我就可以免於米歇爾斯的罰款或者懲罰。


雖然是白金漢姆給了我一線隊的位置,米歇爾斯──1965年接過教鞭──才是與我有最特殊聯繫的一個人。面對俱樂部其他的經營架構,是米歇爾斯將球隊護在身後。當米歇爾斯降臨時,我們接近聯賽的榜尾。而他努力地從那些場下發生的事手上保護著我們,保證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致力於更好地比賽,更清晰地考慮比賽。是他將阿賈克斯經營上了比賽的制高點。我們在阿賈克斯產生的羈絆很難訴諸言語,因為他在俱樂部之外亦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很久之後,當我有了自己的小孩,在孩子們的派對上,他來到我家,打扮成了耶誕公。不過我的女兒Chantal認出了他。我到今天都仿佛還能聽見她說,「嘿,你完全不是耶誕公,你是Rinus叔叔。」




當Michels接任時,我十八歲,隊中最年輕的球員。但他卻會把我叫到一邊與我討論比賽的戰術。他從不對其他人這麼做,而也是再那些談話中,我們建立了某種聯繫。我們討論球隊如何變得更好,前提是如果我們能做到某樣特定的事。我現在才意識到,正是在那些交流中,我們建立了某種理念,這個理念塑造了六十年代末阿賈克斯一種獨一無二的比賽方式──而別的俱樂部在此時還在重複著它們早已做過、並且一直在做的事。他向我解釋他想如何比賽,以及當情況有變時我們需要如何做。Henk Angel, Arend van der Wel, Jany van der Veen, Rinus Michels, Piet Keizer  和其他的許多人著手詮釋了我在最後成為了一個怎樣的傢伙。在我生命中的重要節點,他們同樣為了我從自己的軌道上走了出來、來到我身邊。場下亦是如此。生病的時候,也是Michels把我送到了大夫那裡。因為,在我父親過世之後,我們家不再有汽車。就算之後我和米歇爾斯之間有了齟齬,他們永遠是能為我站出來的人──這樣的印象卻從來不會被玷污。作為一個年輕人,我真的很需要他。




我的父親於1959年過世,他時年45歲,而我12歲。我是在拿到低等學校證書那天的告別會上聽到他過世的消息的。在那之後,阿賈克斯開始在我的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為不再有一個父親在家等我去找他。我們發現他死於心臟病突發,因為他的膽固醇過高。他的死亡從未遠離我,當我長大一些,一種『他的命運也將屬於我』的感覺越發強烈。很長時間中,我都覺得我無法活到五十歲。所以,於巴塞隆拿執教期間,當在和父親差不多年紀上患上心臟疾病的時候,我真的不怎麼驚訝。因為對此我或多或少都早有準備。除了一樣重大區別──三十年後的醫療技術足夠救我的命。




同我的母親一樣,我的父親葬在了阿姆斯特丹東邊的墓地。墓地就在阿賈克斯的舊主場的邊上,並且,在他下葬之後的不久,我便開始每當徒步、騎車、駕車路過墓園時都向他傾訴。在他過世后我這樣做了很長一陣子。最開始,我告訴他關於學校的事;稍後一些,當我開始為阿賈克斯效力,我向他談論的基本上全部圍繞住了足球:裁判有多混蛋,我如何踢進進球,諸如此類。年歲遷延,我們的談話有所改變,但從未中斷。當每次必須做出生活中一些艱難的決斷時,我總是會去到他那裡問他的意見。「所以,你覺得呢,爸?」之後,我第二天早上醒來,便明白什麼才是需要做的。我始終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但當我需要作出選擇時,他總是在這裡。並且當我與他談過之後,對於甚麼是正確的我便能一清二楚。


在我二十代前半的一次,我尚生活在阿姆斯特丹,剛剛結婚,并定期為一線隊出場。一切順遂,但在那時的阿賈克斯有很多爭執,我由於一些事備受懷疑的煎熬。我不是十分信教的人,所以我開始思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畢竟,沒有人會從死亡那裡回到我們身邊。那陣子我向我的父親不停地追問。但在之後,我要求他別再在附近看著我了,來表現他的確身在此處,並且能聽見我所說的話──不管以何種形式。或許是巧合,但第二天,我的手錶停住了。我的岳父有一家鐘錶屋,店裡的鐘錶匠當天就檢查了它,卻沒能發現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而它也很快又自己走了起來。再接下來的一個早晨,同樣的故事發生了。再一次地,我去到了店裡,可他們也再一次地令我無功而返。那個傍晚,我對我的父親說,我已經被他說服了:他聽到了我所說的所有事。再右面的一天,我的手錶運轉著,並且再未停下過。我天天戴著他。




在我父親過世後的一個月中,我的母親不得不去掙些錢。因為我父親和Henk叔叔與俱樂部的親密聯繫,同樣也因為我總是在那裡晃蕩露面,阿賈克斯照顧著我的家庭。他們做的有件事就是幫她找了一份清潔工的工作,就在阿賈克斯當時僱的一位英國訓練師的家裡,而這也令到我結識了buckingham家。俱樂部同樣僱了她清潔更衣室。幾年過後,當我母親嫁給了Henk叔叔(而他也變成了我的繼父)之後仍然在俱樂部工作,我與阿賈克斯之間的聯繫便正式結下了。




即使我母親在那時掙著錢,但眼下也實在不夠我們外出度假,所以我把一整年的時間都花在了狄美亞,即便賽季已經結束亦是如此。不論何月,我始終在那兒踢球。在夏天的休賽期中,阿賈克斯也有棒球比賽,而我同樣擅長那個。作為捕手,我甚至在十五歲以前都在荷蘭國家隊當中。我同樣也是第一擊球手,不過我年齡太小,他們從來沒能投出三振過。所以經常是四球過後直接衝向本壘。




棒球令我專注于很多細節,這在後來的足球領域令我十分受益。身為一個捕手,你決定了投手的投球,因為他沒法能了解整個賽場的全景,但你能。我了解到了一件事:在去接球的之前,你必須先要確定接下來準備扔到哪。這就意味著你必須要對於你周圍的一切空間都有所把握,並且要保證在你扔球的時候,每個球員都在你面前的視野範圍內。沒有一個足球教練告訴過我說,在接到球之前必須要想清楚我待會要怎麼把它傳出去;然而,當我在後來開始打職業比賽,從棒球中學到的事──專注對於整個全景的把握──又回到了我的腦海中,并成為我的力量。有些運動可以在訓練中將你另一些將會別有所長的才華從體內激發出,棒球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項,因為它有許多能與足球類比的點,例如啟動速度,滑鏟,空間洞察力,學會思考更下一步棋,余不一一。這些要領和巴塞隆拿仿佛輪舞曲的控、傳球同源,而這也是他們tiki-taka風格的基石。




我很清楚,我對這些東西很受用,因為在後來我依然令自己沉迷於棒球,這就意味著作為一個教練,我能夠把對於棒球運動的一些建議無比成功地移接到足球上去。學習想先一著也是同樣,這也是棒球教會我的事。若你總是在運步中忙於做決定,那麼你將是在冒毫釐之間的險。善於棒球要求你彌補跑者與本壘之間的鴻溝,在跑者到達前就將球收入囊中。這同樣教會我了戰術性的眼光──作出正確的決定,并以一種技術佔優的方法將其表現出來。直到後來我才把這些知識整合起來,進而構建我自己的想法:關於足球比賽該如何進行的想法。在最開始的當時,我學進了這所有的知識,卻沒有注意到更大的整體。我只是一個孩子,醒著的每一分鐘都與球為伴的孩子。




我在阿賈克斯青訓營的時期──10歲到17歲──是一段美好的時光,因為這裡沒有任何危險。每個人都在幫助我做得更好,而我也始終在達成一些成績。直到我開始談論戰術──開始是作為球員,然後是作為教練──我才意識到了我所面臨的事物的重要性,并把發生在我眼前的那些事給聯繫起來,比如說在對陣皇家馬德里的比賽中,以及作為一個孩子我所體會到的事情。同樣因為我潛意識地吸收任何事情──總是在看,在聽──作為一名足球人,我成長得的確快速。在我效力不同的兩支隊伍其間,這樣的品質同樣幫助了我。甚至在1964年11月15日,十七歲的我作為一名替補完成了一線隊首秀之後,我依然繼續與第三梯隊進行比賽。對於這樣的安排,我享受無比。我在其中表現得很好,當阿賈克斯去打Europeancup的時候我甚至是三線隊的儲備門將,因為在那時只板凳上只允許坐著一個替補。




Michels和Jany也告訴了我們,我們必須要變得精神強大。我仍然還記得Jany最初在只十五六歲的我身上玩的一些心理學小把戲,不過在我Vic Buckingham手下(之後則是Rinus Michels)為一線隊效力之後仍然持續。范德溫看了我第一次與青年隊交手的半場之後,第二天我就成為了一線隊的替補,並且時不時還能被給予一些上場時間。這讓我覺得,因為我已經為一線隊出過場,所以在道義上我必須成為青年隊中最優秀的球員。這是我所認為的、比賽該如何進行的方式。不論身在何隊,


每一場比賽都是我邁向『成為頂尖』的一步。人們說我講話太多,人們也因為這個對我煩不勝煩,總是讓我閉嘴。每一天的從早到晚我都待在球場,所以我搞到了踢球的機會。這於我來說不奇怪,因為我認識這些球員的時間甚至已經超過了我歲數的一半。在最初的是五年間,我是個享盡快活的小子,沒有足球哲學,沒有比賽分析。單純的快樂。對於失敗我沒有想法。發生的一切我都照單全收,然後愛著它們。




1965年,我首秀的幾個月之後,阿賈克斯為我提供了我的第一份合同。如我所言,在Piet之後,我是唯二一個與阿賈克斯簽下全職合同的球員──陣中其他人仍然都是兼職──可我仍然在做些稀奇古怪的活計,過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被花在了街上,和球一起。直到我遇見Danny,我才開了一個銀行戶口,開始做些規劃。我在我母親面前簽了合同,而當我們離開辦公室,我立刻告訴她,這是她打掃更衣室的最後一天了。我不想讓她去在我剛剛搞到髒兮兮的房間裡面工作。之後有一陣子,她仍然在家洗我的球衣,因為我們沒有錢去買洗衣機。我不得不存了幾個月的錢,最後去買了一個。




到了現在,人們可能已經很難想象所謂的「明星球員」會還必須把臟球衣帶回家洗,但像那樣的一些經歷的確會塑造你:你招呼衣服的方式會塑造你,洗鞋子的方式會塑造你。它會塑造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後來等當上訓練導師,我嘗試與年輕球員溝通這一點,潛台詞是,如果你能清理你的球靴,你就會知道你踩在的是怎樣一片鞋釘上,最終會得到關於環境更好的感知。作為訓練導師,你當然也會希望給你的球員們一個好的環境氛圍。當我在阿賈克斯(然後是巴塞隆拿)執教時,如果別的辦法行不通,我會讓兩到三個球員打掃更衣室,以此強化他們的責任感。我發現,像這樣的行為在足球中很重要,因為你會把在場外訓練中學到的一些東西帶到比賽之中。只不過這個發現來得晚了許多。顯而易見的是,縱算我已經讓這個發現物盡其用,我在家洗臟球衣的這件事卻很能反映1965年(我在一線隊的第2年)的阿賈克斯被組織得有多麼不職業。




因為Piet Keizer和我是僅有的全職球員,我們只能在夜晚與全隊訓練,因為其他所有人都有工作,像是經營煙草店。在那陣子,很經常的情況是我們中間有七個人一起在球場,而等到夜晚其他人會冒出來訓練個幾個小時,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不過,等Vic Buckingham二進宮的任期在1965年1月結束,Rinus Michels接任之後,那種情況便沒有持續很長時間。








TBC



14 Oc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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